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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na、Gosha與Lotta的“新俄羅斯審美觀”到底是什麼?

在時裝界,被認為是“新穎”的事物通常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新鮮,但又十分似曾相識。近期引起全行業關注的三位“現象級”後蘇聯幫創意人士Gosha Rubchinskiy、Demna Gvasalia以及二人背後的超級造型師Lotta Volkova正是這一現象的絶佳範例。

這三位創意人士背景完全不同:Rubchinskiy來自莫斯科,是充滿街頭生存智慧的“局外人”;Gvasalia生於格魯吉亞共和國,後在歐洲接受過嚴格時裝訓練,並成為執掌Balenciaga創意大權的“顛覆者”;Volkova則是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國際主義者”。這三人,被認為是首次進入西方視野的、獨特“後蘇聯”時裝審美感性的共同代表。

 

但在這種感性中誕生的設計,是一種糅合了刻意為之的彆扭、粗劣結構、品牌再挪用的極端“反宣言”,亦同樣被視為一種對備受愛戴的時裝傳統的現代映射。它被認為是“八零年代朋克對立主義”的當代版本,一個源自杜尚(Marcel Duchamp)現代主義的藝術自我評論偉大鏈條的最新時裝升級疊代,並通過後現代主義、反諷(Irony)與反映了近年發展趨勢的、偽虛無主義(pseudo-nihilistic)的後反諷(post-irony)繼續發展。

 

還有評論認為這甚至應當回溯到更早時期。《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載的文章將Rubchinskiy、Gvasalia、Volkova的“新俄羅斯美學”認為是對俄羅斯民間神話圖案與俄國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的精美戲服的一個現實主義對立點,一次從舊日蘇聯美學幻夢裡刺目但可理解的甦醒。

 

這種比喻基於這樣一種假設:時尚實際上是有所指的,而且在時尚發生之前及其領域以外有部分現實存在,至少就評論來看部分情況是如此。按照這種思路,朋克是一種1970年代、1980年代政治現實的翻譯;類似地,Rubchinskiy、Gvasalia和Volkova的設計往往被認為是一種當前政治氣候的指涉反應。俄國芭蕾舞團指向俄羅斯幻夢;Gosha和Vetements指向的則是真正的俄羅斯。

 

這個假設還完全符合這種新俄羅斯精神,因為如果說這三人對商業化時尚採用的後諷刺手法是三人組掀起革命的吸引力的一極,他們所謂的“俄羅斯現實主義”就是另一極。他們的造型,最常被描述為在1990年代“後冷戰”時期、在三位設計師家鄉城市成長的俄羅斯都市青年形象:受困於威脅與貧困的俄羅斯,剛開始小心翼翼地向西方世界打開國門;他們習慣了承受痛苦,毫無怨言,強硬堅韌,從不說廢話,慣於什麼都從無到有地自己動手,還有與這種新審美觀最相關的——廉價面料、喧鬧色彩、冒牌假貨與不合體的裁剪。

 

這種理想形象,無論是否實際表達了三位設計師作為“後蘇聯人”的生活經歷(他們分別生於極為迥異的三座蘇聯城市、接受了位於時裝圈內外的不同教育)或是當代俄羅斯生活的一般體驗(三位都強調該國自給予他們靈感的年代後發生了巨大變化),都不重要。因為能讓這種新審美風格廣受歡迎的,並非其表現力或其它內在特質;讓其大受歡迎的恰恰是這種現實主義,這是一種指涉性的景象,融入了一個遠沒有準備好將其奉為真理的時間,就這麼簡單。再簡言之,能讓Gosha Rubchinskiy的衣服在全球販售、給予Lotta Volkova在造型界炙手可熱地位、讓Demna Gvasalia的Vetements系列(及其執掌的Balenciaga)聲名遠播的,是這三位設計師對俄羅斯生活的願景對非俄羅斯人思想的成功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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